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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治好大学公共英语的“通用病”
2019-11-27 23:19

如何治好大学公共英语的“通用病”

  7月10日下午,“青岛理工大学ESP教学研究中心”揭牌仪式举行。教务处处长王在泉与复旦大学蔡基刚教授一同为该中心揭牌。该中心的成立是我校主动适应国家大学外语教学改革新趋势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我校应用基础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建设的一个环节,标志着我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全面进入实质性阶段。 “青岛理工大学ESP教学研究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围绕ESP开展教学与科研工作,实现我校大学外语由通识教育向专业服务的转变,培养既具有一定外语沟通能力的语言学习者,同时也能具有用外语进行基本的学术信息获取能力和学术沟通能力的专业人才。 揭牌仪式后,蔡基刚教授应外国语学院邀请在嘉陵江路校区为外国语学院教师做了题为“ESP及其我国卓越人才的培养”的专题报告。王在泉、外国语学院副院长罗炜东以及外国语学院全体大学英语教师聆听讲座。 蔡基刚教授从ESP(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s,专门用途英语)的概念界定、现实意义、ESP与专业英语的区别以及ESP教学实施等几个方面全面介绍了我国目前大学英语教学现状以及国内外高校ESP课程建设情况。与传统大学英语的教学不同,ESP更注重学生的需求,在注重学生语言基础培养的同时,更加强调ESP是为学生从事专业学习提供语言支撑,培养学生人文素养和批评性思维能力。另外,蔡基刚教授强调ESP不同于专业英语,是一种向专业英语过渡的通用学术英语(EGAP, English For General Academic Purposes)。讲座后蔡基刚教授就ESP课程设置、课题教学、教材建设、考评体系等内容与大学英语教师进行了深入的沟通。  蔡基刚,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现为上海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专门用途英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和中国教育语言学会常务理事。永信贵宾会 1

对所有中国学生而言,英语是求学过程中学习时间最久、花费精力最多的一门课,也是我国所有课程中教学资源投入最多的一门课,但如今,大学英语教学却面临尴尬境地,用复旦大学教授、上海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蔡基刚的话说,就是“我国本土培养的科技人才既不能熟练地用英语阅读各自的专业文献,也不能用英语有效地参与国际交流,如论文发表、国际合作”,而原因则在于大学公共英语之“病”久矣。

■本报记者 王之康

前些天,某高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大三学生肖鸿洋心里有点焦虑,因为去年12月参加的英语六级考试马上就要公布成绩了。去年6月,他就以527分的成绩通过了该考试,但这次参加考试并不只是为了刷分,更重要的是想通过准备考试,提高专业方面的英语能力,因为“将来打算继续从事材料方面的研究工作,可通过两年的公共英语学习发现,应对日常生活交流还算得心应手,阅读专业英语文献却非常吃力”。

对此,复旦大学教授、上海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蔡基刚认为并非个例。用他的话说,就是“我国本土培养的科技人才既不能熟练地用英语阅读各自的专业文献,也不能用英语有效地参与国际交流,如论文发表、国际合作”。原因则在于大学公共英语之“病”久矣。

无法胜任的现实

永信贵宾会,说到大学英语教育,就不得不回溯我国的外语教育史。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有两次国家外语战略规划。第一次是1964年颁布《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后来因“文革”而中断;第二次是1978年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的召开,明确外语教学的方针就是“学好外语以汲取外国科学文化知识”,为国家对外开放、学习先进发达国家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服务。

此后,我国为发展外语教育投入了巨大力量。正如长期从事外语教育规划研究的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沈骑所言,“改革开放以来,大学外语教学是中国高校语言教育规划最有特色的一个领域,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会在高等教育阶段如此重视并普遍地开展大学外语教学。中国大学外语教学的投入与受众之多,都堪称世界外语教育史之最,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与国际化建设的重要保障。”

可以说,我国40多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长足进步,与外语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不无关系——为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懂外语的科学技术人才,国家掌握的外语资源有了一定数量和质量上的积累。

但另一方面,的确如蔡基刚所言,很多大学生无法熟练地用英语阅读各自的专业文献,无法有效地用英语参与国际交流,甚至毕业后也无法直接用英语在工程、海事、法律等各自领域开展工作。

就此,他给出了一组数据——

1978年以来,我国累计已有3700多万名大学生达到英语四级教学要求。其中,1600多万名学生达到英语六级教学要求。依据《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大纲》的规定,英语四级需要的词汇量约为6300个,英语六级需要的词汇量约为7900个;而依据此前的2006年版四、六级考试大纲,两者所需的词汇量大约分别为4700个和6400个。

在我国的绝大部分高校,学生只需通过英语四级考试,就能达到毕业要求,而这对于至少需要10000个词汇量的专业研究、工作而言,还有较大的差距。可以说,只是通过英语四级考试的大学生根本无法胜任,即使通过英语六级考试也仍然存在一定困难。

英语定位的偏差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差距?在蔡基刚看来,问题在于大学公共英语的定位出现了偏差:定位为通用英语,与中小学的基础英语教学存在同质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低水平重复。

就此,他给出了另外一组数据:

1986年,我国开始实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当时,大学新生的词汇量大约为1600个,要求他们完成大学英语学习后达到的四级词汇量为4000个;如今,大学新生的词汇量已经达到了大约3500个,比之前翻了一倍多,但在《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大纲》出台之前,所要求的四级词汇量却只增加了不到1000个。

“上世纪,公共英语定位为通用英语只是权宜之计,是考虑到当时大学新生的英语基础较薄弱,无法顺利开展专业的英语教学。”蔡基刚说,正如当时公共英语界的领军人物李荫华解释的:总体而言,大学新生的英语水平并不高,并未“过关”,加固乃至修补基础十分必要。

但如今,中小学英语教学突飞猛进,不少地区学习英语的起始年龄甚至提前到了学龄前,大学新生的英语水平与当年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所掌握词汇量的翻倍就是很好的例证。

“然而直到今天,补基础的通用英语不仅没有任何退出公共英语的迹象,甚至还在不断地通过制定《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等方式加强和固化。”蔡基刚指出,“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应以通用英语和通识英语教学为主”依然是英语界的主流声音。

不过,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阎国栋却并不这样认为。